採菊東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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刚刚落成开幕的国家大剧院，于新年之际迎来了一次真正的文化盛宴。从大剧院开幕演出，到2008年1月底的大部分演出票，于剧院开幕前一周几乎售罄，在昨天（1日）的新年音乐会上首次尝试出售的100张“站票”，更是迎来数百人的排队“抢购”，其中最热切的数十位购票者，甚至彻夜排队守候。

这样的盛况，固然证明中国公众文化生活需求开始复苏，动辄数百上千元的票价，也没能挡住观众的“抢购”，也使中国公众的文化消费实力，显得空前强旺。但不难理解的是，自建设之初便颇具奇迹色彩的国家大剧院本身，便是巨大的“看点”，于其开幕之时共襄其盛，或许是很多人不避高价的重要心理动因。而为那100张站票而彻夜排队的观众，或许才是国家大剧院未来的铁杆拥趸，他们的消费能力，或许才是中国文化市场真正的根基所在。

实际上，中国观众多年来一直以极低的收入水平，“享受”着几乎世界最高的演出或电影票价。在大众文化消费高度发达的美国，一场“大片”的票价不会超过7美元，一场百老汇音乐剧的最高票价也不过100美元。即使是在相对热衷精英文化消费的欧洲，除具有炫富性质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之外，顶级乐团的音乐会，其最高票价也不过数十欧元。而在中国，观众却需分别为上述消费付出70或1000甚至2000元人民币。经济收入与文化消费之间的如此“倒挂”，显然已经在公众与文化之间，筑起了一道经济的高墙。

国家大剧院出售“站票”，确实满足了一部分低收入者欣赏艺术的需求。但如果站票价格才是与大多数观众收入水平相称的合理价格，而坐在剧院里正常地欣赏艺术倒成了奢望，公众对艺术的疏远，也就成为必然。而在全世界范围内，无论多么高雅的艺术，都已经不是维也纳宫廷禁苑里供皇家独享的御用品，尽可能让更多的人学会而且欣赏得起高雅文化，既是高雅文化自身发展传承的需要，也是社会文化健康、均衡发展的必要前提。因此，不管当事各方对目前的高票价有多少不得不如此的苦衷，都应该也必须找到解决的办法。而中国与欧美发达国家之间票价“倒挂”的事实，足以证明解决高票价问题的办法一定存在。